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尖叫的水流
胜博发官方网站    2007-11-27 16:05

  枯黄的茅草覆盖了原野,纵目望去,大块大块的墨绿像旧衣上的补丁。墨绿是青春的色彩,是暧昧、隐藏、暗示的部分。那是低矮丘陵坳处的杉树林,在秋天简单的下午,一条土路弯向深处,通往秘密之境。而春天却是另一般景色,葱翠的衣裳怎么也裹不住乳房一样的丘陵,饱胀的,结实的,温润的,连绵的雨水梳洗大地,也梳洗我们晦暗的变声期,黄色的泥浆四处流淌,犹如我们初开的混沌。茅草是春天腹部柔软的皮毛,馥郁,涟涟,原野呈现淡淡的无可名状的忧伤,在时间的微光中,一边沦陷一边抚摸我们冰凉的额头。

  1986年的上饶县城,萧瑟而驳杂,纷繁而旷芜。在上饶师范上饶县分校的背后,是狭长的南灵北路,和突兀的民房,色调是单一的暗灰,在晴朗的阳光下,就连抒情也都是伤感的;前面是广袤的原野,四季的变化使我们的视觉丰盈起来,细细的泡桐花,白雪一样飘飞的芦花,霜后绛红的山楂树,它无意之中成了颜料的实验场,简洁纯粹。罗桥河偃卧在校园右边的围墙外,像一道篱笆,把稻田和一个叫桥下的村庄圈在一起。那是细小的河流,春夏有泛滥的洪水,秋冬干涸得垂暮老人一般,成群的鸭子在浮游,岸边的草丛长年开金黄或蓝紫的花。那是单调多思愁结的年份,我16岁,正值抽穗扬花,处于青春期的模糊地带。我们作为第一届学生将在这里度过3年。

  我们来自全区各地的农村,校园里混杂各色方言,即使是说普通话,也不免音色浑浊。与其说是个校园,倒不如说是垦荒的农场,只有一栋教学楼、一栋宿舍、一栋简易的食堂,厕所还是油毛毡石棉瓦搭的,更别想有图书室、澡堂和操场了。这反而让我们更容易适应环境——比我们就读的中学还差一些,多多少少让我们保有农村人的尊严。其实,整个上饶县城都是新建的。它从20里外的城市搬迁到这片坟茔之地,像从母体脱落的细胞,不断地裂变,成为另一个母体。我们兴奋是有理由的——可以不要熬灯油读书,可以摆脱父母的掌控,可以远离泥土,甚至可以谈恋爱。事实上,到了最后的学年,校园已经成了上演“言情剧”的剧场,教室、寝室、食堂、山包上、树林里,到处散落双双对对的背影。

  我想,一个人的道路很大程度上是因外力而改变的,又形成新的外力。比如一条河,它的弯曲完全是为了适应地理上的模版,又改变模版。在我没遇到皮晓瑶老师以前,我从没预测过我的未来,或者说,我在等待地接受我的未来——伸手可即的、无法改变的教师职业,像班上的48位同学一样,为当一个优异的教师而奋战。

  语文在师范的课程里一分为二,分为语基和文选。我从小就不怎么喜欢语文,死记硬背,偷不了懒,不如数理化变化大。皮晓瑶老师教我文选。她剪一头指长的短发,上课的时候,脸上飞翔霞一样的绯色,她的嗓音低沉圆润,有穿透力,音质甘甜。我非常喜欢她的课——不是爱语文,而是爱听她的声音。我甚至有点畏惧她,倒不是说她严厉,也不是我露怯,而是我由衷敬慕她。事实上,她是一个和蔼的人,虽然只长我5岁,与班上年龄最大的祝洪春同年。她的温爱与教养是其他老师所不能比的。她的气质像暗夜的光晕,笼罩我们。

  她是与众不同的,至少我这样认为。她不会让我们记中心思想和段落大意之类的死东西,也不会要我们背课文。她注重时代背景的诠释,向我们铺叙作家一生的历程。她广博的文学知识和素养,与她的年龄是不相称的。于我而言,她打开的不是一扇窗口,而是广袤的旷野。我看到金黄的秋色,蔚蓝的加勒比海的波涛,俄冈山的白雪。她向我们介绍的作家,我几乎阅读了他(她)们的所有代表作。她一边讲解一边谈自己的读书心得——她是动情的,抑扬顿挫的声调夹缠了她往昔曼丽的时光。只有阅读课文的时候,她起个头,叫学生接力下去。通常第一个被点名的是乐建华。他的父母是上海知青,在县城工作,多年后,他父母和弟弟去了上海,他成了故乡里的异乡人。我们都以为他会去上海,想不到他几经辗转,前两年到农村当了武装部长。去年我和同学徐永俊到乡下探望他,他坐在农家的八仙桌上吃饭,穿一双解放鞋,聊农事,我很难相信自己的眼睛。我说:“生活委屈你了。但我为你感到高兴”。他的由高到低的生活,剥夺了年轻人的浮躁气。生活是泥沙俱下的,磅礴的力量会形成巨大的黑洞,人是被吸附的尘埃。那时,他是全校最时尚的人,象棋纵横全区校园,他的温文尔雅在女生中有广阔的“市场”。他朗读极有节奏感,有磁性。一般的情况下我是接他的。我普通话有方言的杂音,又没有情感的起伏,糟糕透了。皮老师选我,完全是出于偏爱——我全力以赴投入文学的样子,即使在全校也是凤毛麟角的。

  我疯狂地爱俄罗斯文学和英国文学,坚韧的饱含苦难的阿赫马托娃,尖利的维茨塔涅娃,被情欲焚烧的普希金,早夭的拜伦和齐慈,仿佛苍穹上璀璨的星辰,给我心灵抚慰。我没有吸收到俄罗斯的像火一样的血液,却怀有它黑夜无垠的忧郁。《日瓦戈医生》、《猎人笔记》成为我的至爱。但我讨厌契可夫,烦透了高尔基。没有图书馆,我四处举借。我晚自习的时间,几乎是花在抄写外国诗人诗选上,乐此不疲。《安娜-卡列尼娜》和《战争与和平》一直是我渴望阅读的书,我借处无门,就向皮老师开口。这种书,一般人是不轻易外借的,没想到她满口答应。在她家,我很不安地左手玩右手,跟在她身后,爬上阁楼。阁楼有些暗,许多包扎好的纸箱,码成排。她很快从其中之一的纸箱中,找出托尔斯泰的惊世之作。“你要保管好,不要弄脏了。”她说,“我在大学的时候,就非常爱读托翁的书”。我打开书,看见扉页上有她先生的签名和赠言。这是她爱情的信物,也是她青春的见证。我一时无语,眼眶湿湿的。

  我毕业后,她也改行步入政界。我始终对她敬重有加,她对我的关爱也未因岁月的流逝而减弱。我毫不怀疑,她是接受了天使的派遣,成了我近乎姐姐一样的亲人。

  乡村教堂坐落在土路边,再往前五华里就到了小镇罗桥。站在二楼的教室远眺教堂,是沙砾一般大的黄点。星期天,我爱去那儿。教堂是一栋二层洋房,泥黄色,房顶呈三角形,避雷针一样的塔尖把它从凡尘中剥离出来——尖细的,形而上的,仰望的。

  它还是孤单的。四周是矮小的山包,不远处有一个荒废的打靶场,杉树林被压在低坳,只有树梢摇摆在视野里,土路也偶尔晃过一个骑自行车的小贩。信徒并不多,他(她)们从远近的乡镇跑来,背一个布袋。布袋里是《新旧约》,几块零票,记录赞美诗的小学生作业本。他(她)们的神情庄严,静默,有一种慈仁(也像茫然的麻木)。大厅稀疏地容纳了十几人,兄弟姐妹们相互交谈,问好,祝福。时光在祈祷,弥撒,圣乐中镀上了仁爱的光泽。

  很难说清他(她)们的神色和内心,是什么样的。脸上还有路途的灰尘和疲倦,脚上是黄土,低垂的眼神散发光一样的圣洁。他(她)们的苦埋在黑暗的(内心的)土层里,只在袒露的肌肤上刻划苍老的纹路,而赞美诗仿佛河水,洗去悲与愁。圣乐分清唱剧、弥撒曲、安魂曲。我最爱弥撒曲,尤其是大弥撒中的《圣哉经》:

  圣哉,圣哉,圣哉!

  上帝,

  全权又全能的主。

  天和地

  都充盈着

  你崇高的形象。

  天上的和撒那。

  弥漫人类虔诚的爱思的《圣哉经》,是最古老最庄严的合唱。它与《慈悲经》、《荣耀经》、《信经》、《羔羊经》,组成了大弥撒。安魂曲虽然充满亡灵的哀伤,但显得华丽。

  我坐在他(她)们的中间(却不是其中之一。唱完安魂曲,我也应和一句“主啊,拯救我” ),也能接受圣洁的洗礼。那时我对神父有心往神驰的迷恋,宽大黑色的长袍暗藏了一个神秘的世界。但我至今未看过神父——我生命的某种神性的缺席。2000年秋,我对后来成为我妻子的女人说,我的婚礼要放在教堂举行,却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。

  前几天,我读周晓枫的《圣诞节的零点》,莫名的激动和伤感涌上心头,青春的时光竟然模糊地翻滚而来,像一张没洗好的黑白照。我操起电话就打给县城的同学徐勇。我说,教堂还在吗?他还以为我要买那栋房子,说,被一家私人诊所占了,在打官司。我说我只想看看。我妻子蔡虹说,三江那边有一个。“我在上海读书时,我孃孃经常带我去教堂。那儿真是华美。”她又说。我说,上帝是一样的,但教堂不一样。但我最终没去寻找。那片原野,已经永远消失在繁华的滚滚红尘中,在这十年中,高楼和广场像鳄鱼一样把它吞噬,高速路、外环路如同两块刀片留下的伤疤。说实在的,我也找不到教堂了,连大概的方位都摸不准。找到了又怎么样?

  记忆中的人与景,被洗劫一空,留下哀与痛。

  师范二年级,皮老师组织成立了飞鸥文学社,我被选为社长,徐勇为主编,会员有40多人。在三楼的一个空教室里,浮满黑压压的头。我并没想到那是另一种人生的开始,那是一个岔口。

  在我的道路上,另一个重要的人挤了进来,他叫郑渭波。他是徐勇请来为文学社讲座的。暮秋的风扯起呼啦啦的叫声,从罗桥河扑身而来,像一头猛兽。郑诗人穿一套黑色的西服,头发梳得光彩照人。讲座的主题是如何写现代诗。他解剖自己的诗作,声色并茂。我们把掌声一次次地献给他。结束之后,我们座谈,他喝茶的时候,把杯边的茶叶用手指擦回水里。他的眼睛多情而智慧。

  后来我才知道,他是省里以乡土诗闻名的诗人。他是一架诗歌的播种机,广受信徒。除了文选课,我把其它的课程全用于读小说写诗。晚饭后,我,徐勇,傅金发就到他家去玩。他租借在郊区的一户农家,两室带厨房。拐过一片菜地,就到了信江。夏夜的时候,我们拿一只手电,去田里抓青蛙。他穿一双黑拖鞋,走路屁股一摇一摇,唱过时的流行歌曲,偶尔也喜欢翘起厚嘴唇。我们说,郑老师,你这样真性感,你要让女孩子害相思病死的。嘿嘿嘿,他的脸上堆满了纯真的笑容。

  他那时还单身,他的女友是古典的东方美人。我们到了星期天,就去他家骗饭吃。准确地说,是喝稀饭。他对生活的要求降到胃部的最低处。他用煤油炉煎豆皷,放点油,黄黄的,一下就把我的食欲吊上来。厨房散发浓浓的刺鼻的煤油味。我整块吃豆皷,他会说,少吃点,好咸的。他喝稀饭的声音,稀里哗啦,还念念有词:“好吃。好吃。”我敢断言,他用稀饭招待的诗人是全国最多的。1992年,他的两岁的儿子,被查出左脑发育不好,使他多年处于阴影之中。

  经常的旷晚自习课,使班主任对我忍无可忍,在班会上批评我:“你这副样子,出了社会,翻跟斗是早晚的事情。”班主任是50来岁的马克思主义的坚定捍卫者,姓张,为人处事古板,清规戒律一条条,视荣誉如生命,喜欢在夜间抓学生谈恋爱。“昨天晚上,我看到三班的教室有手电筒的光,我就走过去,以为是学生谈恋爱,没想到抓了一个小偷。”一次,他在早操的教台上说,“抓到小偷也是好的嘛。”全校的学生哄地笑了起来。很多恋爱的同学怨恨他。其实他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。这么多年,我也没探望过他。前年,他死于胃癌,恩怨也随风而散。我也如他所言,短暂的青春在一条曲折的线上,蚂蚁一样艰难前行,我放弃了许多从政经商的机会——因为我遵循内心的方向而活,生活的磨砺又算得了什么。我们要有一颗坚忍的心,平静地面对生活。

  现在同学聚会,他们还笑我,那时我一整天就知道摇头晃脑背古诗词,去食堂吃饭都忘了,吊单杠像一只青蛙,腿犟了半天,也上不去一个。

  音乐,书法,体育,称为小三门,是师范生的必修课,可惜我一样都不学,学校发的墨水毛笔我给了同学,体育课从不上,唱歌五音不全,如我者,全校少有。真是丢尽颜面,有辱师门。

  那片原野的吸引力是强大的,远远大于校园,或者说,我们把原野当作了校园空旷的公园。天空盛大而高远,柔软的草地让单调的下午变得恍惚。春天,野百合举起白色的小伞,野桃树裹一身的绿突兀而出,刺梨一卷卷地翻开白花。

  山包也成了我们的舞台。放了学,陈海峰,王剑文,缪建强,提一个收录机,就往山上去练霹雳舞。那是让人疯狂的个性化的舞蹈。人到了青春期,道路也开始分野,也充分应验了人以群分的老话。他们蛇一样的腰身,蜜蜂一样的翅膀(双手是另一种翅膀),引来女生的观看——爱情的前奏。舞蹈家没诞生,他们却成了精明的商人。我们先后在同一座城市安家。陈海峰经常像老人一样,对我说,他曾经多么想考艺术院校,也外出流浪多年,寻找机会,千翻百滚,而现实不容许他耽于梦想。“我吃了很多苦,那是值得的。我只挣钱,世上没有比钱更好的东西。做个艺术家又怎样呢?”他一边微笑地沉浸在物质的喜悦之中,一边弹烟灰,说,“唱歌最大的好处就是容易钓女孩子。”

  在夕阳下闪亮逶迤而过的是罗桥河。对岸的桥下村被樟树簇拥,炊烟拂过金黄的田野,远远望去,犹如隐没的远古记忆。列维斯坦的油画体现庄严的乡村,就是这种暖色的伤感的色块。于我而言,它是神秘的——即使深夜传来的狗吠,也带来惊惧和愉悦。我们幽暗的散步,独自哭泣,想念并不遥远的家乡,都在那条河边。仿佛那是祭台。低矮的山冈裸露红色岩石,破败的坟墓掩在杂草中,河流渐渐退却亮光,变得淡黑,默契了我们黯然伤神的感怀。我们也去河里游泳,岸上扔满了衣服——货摊买来的旧军服,白边的绿色运动服,我们四季都穿。

  我忘了是哪个夏季,我们在教室上晚自习,隐隐约约从背后的小路传来剧烈的哭声,我们飞快地跑去看。我们都吓呆啦。一个中年父亲和一个年轻人,用担架抬了一个中学生模样的人——身子赤裸,腹部隆起,脸上浮起青色的淤肿,嘴角淌一丝丝的水,眼睛沉重地合上。他死于溺水。我第一次觉得死亡离我们多么近,就在身边,像一个无法更改的错误。那个一夜衰老的父亲就是我的校长。

  以至于后来寝室点名,有未到的,我们打起手电往河边跑,好像不是去找人,而是挽留生命。我想起物理老师的话:“人的最低点是死亡,至高点也是死亡,复杂弯曲的线是人生。”物理老师烟抽得双唇发黑,常熬通宵搓麻将。以前他并不这样,一场恋爱让他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。我们都喜欢他,因为他监考时坐在门口睡觉,还打鼾。

  1989年四月底,我们从上泸镇中心小学实习结束返校。之后的几个月,我一直处于心力交瘁之中。我非常好的一个同学,死于意外的车轮。她在遥远的异乡读书,我来不及对她说爱,她就穿过我的心脏消失在渺远的人海。

  我们差不多每天通信,甚至有时一天两封。有一个远方值得期待,有一种思念值得品味。也有一种别离让人失去方向。多年后,我听到张信哲的歌《爱是一种信仰》,心里说不出的滋味,百般愁结。当代社会,爱已经沦落为低级娱乐,哪会是信仰。只是往事已缥缈,路上的人与事,皆茫茫。

  但我并不沉郁地生活,人要快乐要善待自己宽爱他人,布道自然。在我受了无数的非议与责难之后,我懂得人世沧桑就是生活的大美,正如丰沃的田畴。

  那个夏季特别多雨,细细密密,沟沟壑壑淌黄黄的泥水。山冈的草木哀哀,阴冷的,灰色的,怅惘的,像一张旧日的脸。

  学校对我们开始松绳索,筹备毕业考试。喝酒的人,一般即将失恋。他们争分夺秒地拥抱,在晚自习也搂着腰,或者在树林里度过火与焰的前半夜,有钱的,干脆在外租房。像刑前的盛宴。也有即将表达爱的——自卑又暗恋的人,再也不想失去最后的时间和机会,结果是喝更多的酒,洗刷被拒绝的羞辱。教室里的人一天比一天少,忙情侣游,忙走同学家玩。晚间,有人从梦中哭醒,叫某某女生的名字,我们也暗自哀叹:何苦恋爱呢?又哀叹:命运不是捏在自己手上的神符。会考结束,我星夜回家,毕业晚会都没参加——我以逃亡的方式告别学生时代。

  我一直不敢触摸那个夏季,它是巨大的黑碑。仿佛高悬的亡灵。我以为我忘记了它,其实并非如此,它会在人绝望时,滔天而来,宛如暴涨的罗桥河。

  2004年10月20——25日

  2005年3期《作品》

编辑: 张愉
来源: 大江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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