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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汉奇:学习历史可以让人变得更聪明
胜博发官方网站    2013-02-01 11:31

  ◎深圳报业集团驻京记者何凡

  当我按下门铃后,没过多久,方老师就给我打开了门。老人很健康,面色红润,精神矍铄,一点也不显得老态。待我说明来意之后,他把我带到书房。书房里铺着浅色地毯,一尘不染,主人一丝不苟的性格可见一斑。方老师的书房,毫不夸张地说简直就是一个小型图书馆,方老师说:新闻工作者要不断学习,打一个“战役”,就学习一个领域,就研究一个问题。方老师学识渊博,新闻史知识信手拈来。另人意外的是,他年过八旬却可以熟练地运用微博,微博对时下新闻保持着相当高的敏感度,以史为鉴论时事是这位老博主的特色。 “研究历史可以让人变得更聪明。”老人干脆地说着。接着,将六十余载新闻往事娓娓道来。

  “螃蟹为什么能吃,蜘蛛为什么不能吃”

  记者:在您的少年时期,中国正处在动荡不安的年月。当时是什么促使您想当一名记者的?

  方汉奇:我想当记者是念到高中以后,当时是抗日战争的后半期。我在高中里面负责学生会的活动,办墙报出壁报。壁报主要是在战争环境下,通报抗日战争的信息。那个时候我在广东韶关,1944年日本人想打通粤汉铁路,占领了衡阳,向韶关,桂林,湘桂黔进军,情况十分危急,所以当时在学校的老师和同学都很关注军事信息。因为我是学生会在班上的学术委员,是当然的主编,于是就接触了新闻报道。同时,我也看了许多名记者的通讯,像范长江的,孟秋江的。那个时候就自己办墙报,觉得新闻工作是非常伟大的工作,是有价值的工作,有意义的工作,而且是有趣味的工作。新闻工作者有一个特点,就是必须到第一线,不像作家他可以在屋子里头瞎琢磨。新闻工作者必须掌握第一手材料,因此可以看到很多公众关注的人和事。我觉得这个职业是非常有意思的,年轻嘛,还是中学生,因此就十分向往这个职业。

  记者:1946年在考上大学之后,您是怎么从记者转而对新闻史研究产生兴趣的呢?

  方汉奇:历史的学习和研究都是为现实服务的,目的都是为了做好当前的工作。新闻历史则是对新闻工作中出现过的经验教训和错误的总结,使新闻工作者接受前人好的作风,少走弯路,变得更聪明。爱因斯坦曾经说过,历史是人类文明中最有价值的学科。尽管他这话里面有个人浪漫主义的色彩,但是不可否认的是,历史一直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。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,人们知道螃蟹为什么能吃,蜘蛛为什么不能吃,这就是生活中的经验和教训不断地被历史总结。包括现在的“走转改”就是对中国新闻历史的重新认识。当时范长江跟随红军采访西北百姓,报道真实的西北,写了《中国的西北角》,他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实践“走转改”的记者之一。你不走基层,就不了解百姓关心什么,不转作风,老百姓就不会真正接纳媒体;不改文风,你写的东西老百姓就不爱看。当年我收集报纸是从1944年到1953年,这十年来收藏了1500种报纸,后来这些报纸都捐给北大了。毕业后,苏州教育大学新闻系主任马荫良知道我有这个爱好,就写信给我让我去他当时负责的上海新闻图书馆研究整理《申报》史。

  “修史就像接力赛,到了该续修新闻史的时候了”

  记者:您在1996年主编了《中国新闻事业通史》,这本书被誉为中国新闻史学成果的集大成者,您能谈谈这部通史吗?

  方汉奇:通史不是有必要经常写,集中全国的力量去完成这一部通史,它起码可以稳定适用于比较长的一段时间,现在又到了可以续修的时候了。上中下两百多万字,下部是1992年出版的,截稿是在1987年,到现在隔了二十年了,有必要再修一次,那是年轻一代学者的事,我就不管了。你看,这二十年,出现了很多新事物,比如互联网,3G,微博,等等。互联网从1987年的第一个E-MAIL到现在这个局面,经过了20年的发展,这二十年主要是新技术带动新闻事业的发展。修史就像接力赛一样,我看有必要再出一个第四卷,作为前三卷《中国新闻事业通史》的概括和延伸。

  记者: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的新闻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您认为都有哪些因素促成了这些变化和发展?

  方汉奇:改革开放以后,首先是思想解放,"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"的大讨论使得人们在思想上获得了大解放,极左思想对人们的禁锢被排除了。文化大革命时期,新闻史没有什么可研究的,大都被划到资产阶级、修正主义那边去了,新闻史的课也基本不上了,当时的大学可以不办新闻系,新闻事业的发展也跌到了低谷。其次是经济上的原因,改革开放以后,伴随着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,我国的媒体逐步开始与市场接轨、与世界接轨,这都是史无前例的。然后是科学技术的发展,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、通讯技术和多媒体技术的成熟,尤其是互联网已成为全球性的信息资源网,电子报刊进入大发展阶段, "多媒体"的出现更加丰富了传媒大家族。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新闻报道如虎添翼。

  记者:作为新闻史研究的实践者,能否谈谈您的希望?

  方汉奇:因为经济的发展,政治体制的改革,都需要新闻事业的支持。希望新闻事业能够更开放一些,前景还是看好的。

  记者:您对网络上层出不穷的假新闻有什么看法?是否需要加大对网络新闻发布的审查力度?

  方汉奇:这个太坏了。网络是个双刃剑,它给公众提供了一个发表意见的园地,它会对一些假恶丑的事物进行鞭打,是一个很锐利的武器。但它也会造成一些很负面的东西。国家要发挥它的正面舆论导向作用,使这个社会的正气上升,邪气下降,促进社会的和谐,促进政治、经济和法制的发展,只要善用这种新的科技手段,它的正面效益就将是主要的。

  最大遗憾是没当成记者

  记者:您认为您最大的遗憾和成就是什么?

  方汉奇:成就没有,就是当了六十年的教师,希望年轻人超过自己。遗憾就是没当成记者,岁数大了,年轻力壮腰腿硬的时候没当成记者,现在当不了了,这是最大的遗憾。如果下辈子有机会,还是从记者做起,年轻的时候先当记者,再干一段编辑工作,然后研究新闻的历史和理论,这样的一个流程是比较合理的。没有做过第一线的新闻工作,就马上投入新闻史的研究和教学,这是个缺陷。

  记者:作为老一辈新闻工作者,您认为一个合格的新闻工作者应具备哪些条件?

  方汉奇:新闻工作者需要有比较坚实完整的知识结构,比较好的文史基础,比较娴熟的文字基本功,还有不断学习和进取的精神。新闻工作者需要不断的学习,打一个“战役”,就学习一个领域,就研究一个问题。还需要不断关注新事物的发展,关注社会的发展,要有人文的情怀,才能够在“走转改”中做的更好,发挥的更好。

  ●方汉奇:

  (1926-)

  方汉奇,广东普宁人。1950年毕业于苏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。1950年至1953年任上海新闻图书馆研究组馆员,同时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新闻系讲授新闻史专题。1953年调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任教,1958年调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任教。1972年至1978年再度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任教。1978年至今,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任教。1985年起任博导.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学位委员会委员、中国新闻学会常务理事、首都新闻学会副会长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届学科评议组成员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四届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、《中国大百科全书·新闻出版卷》编委兼“中国新闻事业”部分主编、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。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,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,中国新闻史学会名誉会长。

编辑: 金燚
来源: 深圳特区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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